虽然倭寇入侵的频率一年比年少,但是浙江的官员根本不敢放鬆,在这样的情况下,
官员们巴不得让苏杭通往海外的河流小一点,甚至乾脆堵住,改道,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至於经济什么的,官员也不是很在意。
因为浙江就是大明最富庶的地方,財政一直盈余。
安全,不生事,维稳才是中央期望的,经济增长什么的,只是锦上添罢了。
一旦又有安全问题,朝廷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罪行可不是增加点財富就可以解决的。
这个时代不同於后世,那么重视出口。
后世能那样是因为世界市场足够稳定,世界秩序基本上已经建立,发动战爭不是隨便就可以的。
但是大明这个时代不同,发动战爭有时候根本不需要理由,也不用宣战。
指望出口,尤其是稳定的出口,很不现实。
大明所有人更加看重下限。
保住下限才是大佬们考虑的事情。
对此,朱翊钧非常理解。
但是理解归理解,自己的海外战略需要大明加大对外出口。
一夜崛起的城市听上去很美妙,但是在这个时代很难。
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水泥,起重机,建设是很浪费民力物力的。
与其耗费民力建设码头、等待城市因为出口开始崛起,朱翊钧更喜欢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直接开放这些大城市,让它们直接出口。
之后朱翊钧又看到一份奏摺。
兵部奏:在京各卫所清到军土,朝廷悯其艰苦,皆令存恤半年。然而军士不知感恩,
惟务偷惰,有存恤半月、一月而逃者,有存恤几及半年而逃者,有选送各营操练,不旬日而逃者。及清勾正军,匿不赴官,却將户丁解卫,復加存恤,未及差操,輒復逃去。甚至原逃正军於原籍原卫。
官司举首,於例又应存恤半年,是以存恤之日多,操练之日少,奸顽得计,部伍常亏。自今乞令內外卫所解到军士,务在核实,如曾经存恤一次逃去者,不分正军、户丁,
即发该卫收操,不许重复宽贷。逃三次者,如律治罪。庶使奸顽知惧,所司不扰。
朱翊钧看了之后非常头疼,大明的军队问题在后世都被喷烂了。
但是朱翊钧也没什么好办法。
事实上歷朝歷代都没办法,后世没这类问题也是近些年的事情。
唐朝李世民活著的时候就有士兵畏惧征战之苦自残逃兵役的案例。
明朝逃兵之所以那么出名,主要是因为史料多,其次则是因为明朝的处置非常轻。
唐朝,尤其是中期以后土兵敢逃亡,那是要连坐的,甚至杀头的。
但就算如此,土兵还是逃亡不断。
“资本主义,城市经济,市民阶级。”
朱翊钧喃喃自语,他前世对这个问题了解的很透彻了,逃兵没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时代当兵就是很苦。
不管待遇多好都是很苦。
大明士兵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如著名的蓟镇兵变的起因就是因为大明营兵的待遇太好了,为首的几个军官听闻朝廷裁撤老弱,他们已经五六十岁了,於是打算兵变。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增加合理性,以及贪婪,他们又开始討要赏赐,说起了先登之功的问题。
哪怕后来朝廷允诺这些人不裁撤他们,只是会给他们转岗,但是承诺工资还是一样的,他们这几个人也不敢信朝廷,只能硬著头皮兵变。
要知道,大明的士兵的工资有三部分,一个是军餉,一个是赏赐,一个是补贴。
赏赐是每次出征,朝廷都会赏赐东西,比如衣,被,鞋子。
还有赏赐金银什么的。
不一定是打仗,过年过节也会赏赐,皇帝出去游玩,隨行保护的军队也要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