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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西伯利亚大铁路（第1页）

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腹地的旅程，即使以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至少三个星期。我们在一月十九日傍晚登上一列东行的军用运输列车，车上满载着运往铁路工地的钢材、炸药和一批被押送前往施工营地的流放犯人。火车头是那种老式的蒸汽机车，拖着十二节车厢，每一节都沉重得让车轮在铁轨上发出刺耳的尖啸。我们的车厢是最后一节——原本是押运军官的卧铺车厢，迈克罗夫特通过领事馆的关系把它整个包了下来。车厢陈设简朴，有一个铸铁小壁炉、两张行军床和一张固定在墙上的折叠桌，但与前面那些挤满了流放犯人的闷罐车厢相比，已经称得上奢华。火车驶出彼得堡的第二天，窗外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白桦林取代了城郊的工厂烟囱，积雪覆盖的平原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一望无际。随着列车不断向东推进，气温也越来越低。到了第六天，我们驶过乌拉尔山脉时，车厢壁上的温度计指向了零下三十五度。哈出的每一口气都在空气中凝成冰晶，壁炉里虽然一直生着火，但冷气仍然从地板的每一条缝隙中钻进来，冻得我即使在行军床上裹着两条毛毯也整夜无法入睡。福尔摩斯似乎完全不受严寒的影响。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地图和笔记上，用铅笔在铁路沿线标注出各个施工营地的位置。有时他会忽然站起来，走到车窗前，凝视着窗外那片无边无际的白色荒原，目光专注而锐利，仿佛能从那片冰封的虚无中看出某种只有他才看得见的图案。“华生，”他在我们进入西伯利亚境内的第二天早晨忽然开口，“你注意到温度下降的规律了吗？”“零下三十五度还能有什么规律？”我裹紧毛毯，往壁炉里又添了几块煤，“无非是越来越冷。”“不是温度本身，而是温度变化的方式。”他伸出手指在结了霜的车窗上画了一道线，“乌拉尔山脉以西，气温是缓慢下降的，每往东行进一百英里大约下降两到三度。但过了乌拉尔之后，某些地点的气温会毫无征兆地骤降十度以上，然后又回升，形成一个极不规则的曲线。这不符合地形学对气温分布的一般解释。”“也许只是局部气候异常。”“也许。”他说，但那语调表明他并不接受这个解释。火车在第二十一天清晨终于抵达了叶尼塞河附近的一个补给站——这是铁路施工前线最东端的物资中转点，再往前就没有铁轨了，必须换乘马拉雪橇。我们在灰蒙蒙的晨光中走下火车，脚踩在冻得坚硬的雪地上，靴底发出的声音像是踩在碎玻璃上。空气冷得令我每一次吸气都感到鼻腔和喉咙被刀割一般的刺痛。铁道两侧堆着小山似的枕木和钢轨，积雪覆盖在上面，将那些工业材料的棱角模糊成一个个柔和的白色轮廓。再往远处看，是临时搭建的一排排水棚和帐篷，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低矮的天空下形成一层灰蒙蒙的烟幕。这地方没有名字，或者说，它只有一个铁路施工编号：第七施工段补给站。到处是俄国士兵——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哨兵在货堆之间来回巡逻，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呼出的白气在面前凝成一团一团。到处是流放犯人——剃着光头、穿着破旧棉袄的人影在寒风中佝偻着搬卸货物，脚踝上戴着沉重的铁镣，铁镣与冻硬的雪地碰撞时发出的声响，比任何言语都更能说明这个帝国对待罪犯的方式。看守的呵斥声、马匹的嘶鸣声、铁轨被拖动时刺耳的摩擦声，混合成一种沉闷而混乱的喧嚣，在广袤的白色荒原上显得渺小而又荒谬。福尔摩斯将迈克罗夫特为他准备的文件递给负责验看证件的军官。那是一份由英国驻俄使馆签发的通行证，上面盖着沙皇交通部的印鉴——迈克罗夫特显然在出发前就已经铺好了这条路。军官皱着眉头翻看了几遍，又仔细打量了我们两人的面孔，最终不情愿地挥了挥手，示意我们通过。“第七施工营在哪儿？”福尔摩斯问。军官用拇指往东一指，吐出一个简短的俄语单词。我后来才知道那个词的意思是“森林那边”。我们雇了一辆马拉雪橇，沿着一条被压得坑坑洼洼的冰路往东驶去。雪橇在冻土上颠簸了将近两个小时，两旁的白桦林越来越密，树木的枝干上挂满了冰挂，在阴沉的天空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蓝色。偶尔有乌鸦从枝头飞起，黑色的翅膀在白色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呱呱的叫声在林间回荡，像是某种警告。当我们终于抵达第七施工营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在这片纬度，黄昏来得极早，下午三点不到，天边已经泛起了那种深沉的靛蓝色。施工营坐落在森林中的一片空地上，规模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几十顶粗布帐篷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帐篷之间的地面被成千上万只脚踩成了一片泥泞与冰雪的混合物。营地的中央燃着几堆巨大的篝火，火焰在冷风中猎猎作响，一群流放犯人围在火堆旁，伸出冻得发紫的手取暖。他们的面孔在火光映照下呈现出一种共同的铅灰色，眼神空洞而疲惫，仿佛已经在日复一日的苦役中耗尽了所有被称为希望的东西。营地的外围用削尖的木桩围成一道简陋的栅栏，每隔一段距离就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年男人走上来迎接我们。他身材粗壮，穿着一件沾满泥土和机油的羊皮袄，左脸上有一道从颧骨延伸到下颌的旧伤疤，右眼微微眯着，像是在长期的风雪中养成了习惯。他自称彼得罗夫，是这个施工营的工头。“英国人？”他用蹩脚的英语问道，目光在我们两人之间扫来扫去，带着明显的怀疑。“地质顾问，”福尔摩斯用俄语回答，语气轻快而彬彬有礼，“受铁路工程局委托评估这一带的冻土结构。我们需要在营地借住几天。”彼得罗夫接过福尔摩斯递去的文件，翻看了两眼，便还给福尔摩斯，态度比刚才的军官热络了些——显然，任何能减轻他接待责任的文件都是受欢迎的。“住可以，”他说，往火堆旁的一张粗木板凳上一坐，“但别到处乱走。这地方最近不太平。”“不太平？”福尔摩斯在他对面坐下，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他在听到关键信息时的本能反应，“什么意思？”彼得罗夫沉默了片刻，目光越过火堆，望向营地外面那片已经陷入黑暗的森林。火焰在他的瞳孔中跳动，将他那道伤疤照得忽明忽暗。“最近两个月，已经失踪了十二个人。”他压低声音说，仿佛在谈论一件他不愿让太多人听到的事情，“都是在夜里消失的。说是逃跑了——看守都这么说。但我知道他们不是逃跑的。”“为什么？”“因为逃跑的人不会留下他们的靴子。”彼得罗夫从羊皮袄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塞进嘴里，用拇指压实烟丝，但没有点燃，“有两双靴子被发现扔在营地外面半英里处的雪地上，整整齐齐地并排放在一起，靴口朝着营地，好像他们脱靴子的时候正准备回来。还有一个——他的靴子是在森林深处的树洞里找到的。冻得结结实实，拔都拔不出来。”福尔摩斯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树洞？”“一棵老松树的树洞。那棵树——”彼得罗夫划了一根火柴，烟斗里燃起一星红光，“那棵树的树干上有一道裂缝，从树根一直裂到树冠。有人说是雷电劈的，但我在西伯利亚活了四十年，从没见过雷电劈出那样的裂缝。裂口两边的树皮向外翻，形成一个可以容一个人钻进去的空洞。那人的靴子就在那里面，像是他爬进树洞之前自己脱下来的。”“树洞里面有什么？”“不知道。”彼得罗夫将烟斗从嘴里取下，吐出一口浓烟，“派进去的人说他走了十几步就走不下去了，越往里越窄，最后只剩一个拳头大的裂缝。但他说——他说在裂缝里听见了声音。”他停住了。火堆中的一根木柴忽然爆裂，炸出一蓬火星。围坐在附近的一群流放犯人同时抬头望了过来，然后又迅速低下头去。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年纪很轻的人——几乎还是个少年——正盯着彼得罗夫，眼神中流露出一种赤裸裸的恐惧。“什么声音？”福尔摩斯问，声音压得极低。“说不上来。”彼得罗夫缓缓摇了摇头，“那人从树洞里爬出来后，一句话也不肯说。第二天他就发起了高烧，当天晚上就死了。临死前喊了一整夜。喊的内容没人听得懂。是一种没人听过的语言。”福尔摩斯沉默了片刻。火堆在他脸上投下跳跃的光影，将他消瘦的面庞勾勒得如同某种古代的石雕像。“我想见见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他说，“你们这个施工营里应该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彼得罗夫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奇怪起来。他叼着烟斗的嘴微微张开，又合上，然后他将烟斗取下，在板凳腿上磕了磕烟灰，声音比刚才更加沙哑了。“卡拉马佐夫不在工地上。他住在东边森林里。”他用烟斗柄往东一指，“那座小镇——大概四英里。镇上有一座教堂，他在那里当教师，有时候也帮神父做事。他不算是我们营地的人，只是偶尔来给囚犯送药。他弟弟在这里。”“他弟弟？”“斯麦尔佳科夫。”彼得罗夫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嘴角往下撇了撇，像在吐出一口苦水，“那是个古怪的家伙。厨子出身，后来不知怎么被派到勘探队去了。有癫痫——病发起来浑身抽搐，嘴里说的话谁也听不懂。但他发作之后能告诉你一些事情，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有人说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远处的森林里忽然传来一声鸟鸣——尖锐而急促，划破了营地上空的沉寂。我意识到那不是鸟鸣，而是某种我从未听过的声音，低沉、悠长，像风吹过一根巨大的金属管时发出的共鸣。营地中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个哨兵猛地转身，将步枪从肩上取下，枪口对准了那片黑暗。连那些早已麻木的流放犯人也纷纷抬起头来，脸上的倦怠被一种原始的不安所取代。然后声音消失了。森林重归寂静，只剩下篝火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铁轨被拖动时发出的金属摩擦声。“那是什么？”我问。彼得罗夫没有回答。他将烟斗重新塞进嘴里，狠狠吸了一口，红光在他脸上闪过又暗下。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羊皮袄上的雪，转身朝工棚走去。“天黑了就别往林子那边走了，”他头也不回地说，“不管你们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都别往那边去。”我望向福尔摩斯。他仍然坐在火堆旁，目光穿过跳跃的火焰，凝视着东边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他的右手无意识地转动着手杖，银质猎犬头在火光下闪烁着冷冷的光泽。“卡拉马佐夫在东边四英里，”他低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一片发生失踪案的森林，一个在教堂里当教师的卡拉马佐夫，他的弟弟在勘探队里当厨子，而这个勘探队恰恰在永冻层挖出了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华生，你觉得这是巧合吗？”我没有回答。远处的森林里，那个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过这次更近了。：（）世界名着异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