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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驭下有术 知人善用用人如器2（第3页）

“擦亮眼睛，精选人选”、“以私谊形成维系湘军中高层建筑的纽带”，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实施放权，让将领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以促进湘军整体建设的提高，也可以说是他实施这一策略的基础。

量才施用，因人而异

运筹帷幄，靠帅才；决胜疆场，靠将才。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毕竟有限，事事能干的人，自古就没有。况且，即使有这种事事能干的人，那么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所以，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不是表现在已有所长上，而是表现在能用人之长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对此，曾国藩曾说：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惠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

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嫠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用”，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闾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评价较高，他说：“曾（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就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

曾国藩对这位身材高大，面赤身红的满族军官感到很奇怪。后来，曾国藩便把他叫到自己帐中，与之相谈，大为赞赏。接着，又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道：绿营兵有这样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

但是，此时的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从来不到操场督练，只管自己在署宫中偷闲，养习花木。因此，他极为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而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塔齐布。

这件事被曾国藩知道之后，曾国藩便上疏弹劾副将清德，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曾国藩向皇廷担保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果然，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可见曾国藩后来对其的注重。

咸丰四年（1854年），塔齐布以收复湘潭有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回去。

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次日，各军见到塔齐布仍未回来，于是以为塔齐布已经遇难，士卒们哭作一团。而曾国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了三更时分，一位乡农将塔齐布送回，士卒们才转忧为喜，大声欢呼。曾国藩、罗泽南听到塔齐布平安回营，都翻身跳将起来，光着脚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倾诉劳苦。这时，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

评价一个人才，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塔齐布平时虽然看似有愚憨、无能之态，但一到战场便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式。尤其好单骑逼近敌垒，以侦视虚实，因此几次都陷入危境，之后才转危为安。

正所谓知人善任，曾国藩既要对上等人才加以引导、提拔，也要对下等人才加以勉励和推荐。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的短处。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长处在聪明，有才华，短处在于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正如曾国藩所说，“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优点时．也一并指出其短处，加以告诫。

对于淮军名将郭松林，曾国藩则评价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颇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军，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而对于李元度，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当一面，后来在徽州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在评价刘铭传时，曾国藩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另一位部将时却说：“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实非所长。”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曾国藩说：“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李昭庆随曾国藩剿捻，总理营分，也无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两位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对鲍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曾对鲍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鲍超有几个致命弱点：

一是贪利。“春霆（鲍超）于‘利’字素看不薄，颇有不服众心之处”，“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财无制。”因为他贪心，所以部下统领、营官、哨官惯扣勇粮，终致引发金华兵变。

二是贪名。曾国藩在给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说：“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于奏疏中偶说好话，渠感之最深，或送高丽参及鞍马、农服等事，渠亦历久不忘。阁下若于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则大事最易商量，断不龃龉矣。”这样的人贪小失大，很难办成大事。

三是有勇无谋。咸丰十一年（1861年），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性命攸关，不可客气。”

他进一步分析说：“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因此，曾国藩只将他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从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鲍超最后也只做到提督。

曾国藩驭下绝学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

见谅余下，促其进步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作为领导就应该既要在大事上坚持原则，又能在小事上做到“得饶人处且绕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令部下不断进步，心存感激，拼死相报。

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好的修养是积累的结果。据说曾国藩小时候是一个不饶人的家伙，9岁时，他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欧阳先生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牢记心底，离开欧阳先生的家时，偷偷地将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然后怀着报复取胜的得意心情随父亲回家。l2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村子里的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了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6里的故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占南京，宣告太平天国覆灭。朝廷里的最高统治者自然高兴，他们对湘军将领进行了褒奖，全军上下一片欢腾之际，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李臣典是个血气方刚、作战勇猛的悍将，他进城后兽性般抢占了不少女人，因纵欲过度，食**过量，一天后突然暴毙身亡。曾国藩闻说后，既生气又很伤心，部下出现这种情况谁的责任?他来到李臣典的床边，见几天前还是一个虎虎生气的战将，转眼却变成了一具尸体，他心里很难受，一边摸着李臣典的额头，一边念着李臣典的名字，泪如雨下。

就在李臣典死后不久，朝廷的赏赐上谕到了，李臣典被封为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藩正在心里念叨李臣典无福消受，叹息再三时，一个叫朱洪章的人跑来对曾国藩说，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是自己，不是李臣典。曾国藩听了一震，眉头紧锁起来，他以为是朱洪章为了抢功故意这么说的，他正要发脾气，朱洪章给他说明了原委：六月十六日上午，地道挖好，点火进攻前，九帅集合各营讨论由谁为攻城先锋，大家都不敢领命，我出队领下了先锋之命并立下了军令状，我率焕字营1500兄弟从城墙缺口冲入，第一个进了金陵。李臣典虽未第一个进城，但却是最后打到天王宫，是李臣典经过贿赂起草折子的彭寿颐改动的。曾国藩勃然大怒，喊着要处分人。

当身边的人都离开之后，曾国藩陷入到痛苦和沉思之中，他想想这些年风风雨雨，那么多兄弟舍生忘死地跟着自己，实在不容易，他们的性格各异，涵养不同，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大家聚到一起共事，对于利益的竞争，谁都会犯下或大或小的错误，包括自己曾在衡州为了打串子会，标榜“严治”，不也一时失去理性而错杀无辜吗?为了激励将士们顽强杀敌，建立功勋，他亲授腰刀，承诺谁有功就上折举荐谁。除了少数人，哪个不想升官发财?对于九死一生的将勇们来说，胜利之后需要的当然是更多的荣誉。如果自己这时候严惩一批，不是冷了他们的心吗?以后作战谁还卖命?曾国藩认为，这件事要慎重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他还是让李臣典的儿子代领了封赏，并去做朱洪章的思想工作，以内部奖励方式安慰他，承诺以后定上折保举。对于徇私舞弊的彭寿颐，曾国藩严厉地批评了他一番，以“下不为例”四字原谅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