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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祝辞鸢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以为自己（第2页）

“王姨做的，你带回去吃。”

“替我谢谢王姨。”

盒子是纸做的，上面印着“花好月圆”四个烫金的大字，金粉有些脱落了，蹭在她的指腹上，亮闪闪的。她捧着盒子，感觉到里面的重量，大概有六块或者八块，蛋黄莲蓉的，或者五仁的，或者豆沙的，王姨每年做的口味都不太一样，但分量总是很足，总是够她吃上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她真的会吃的话。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远，她的身影在玄关的灯光下拉得很长。祝辞鸢没有回头。她从来不在这种时候回头。回头就意味着犹豫，犹豫就意味着软弱，软弱就会让她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比如我其实不想走，比如我其实有点想留下来再坐一会儿，比如我其实有点想念你，妈妈，尽管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话。

那盒月饼后来被她塞进冰箱最里面的角落，和一盒过了期的牛奶、半块干掉的芝士蛋糕挤在一起，做起了领居，成了冰箱深处那些被遗忘的东西中的一员。她每次打开冰箱门都会看见它，但她很少会把它拿出来。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会吃上一块，坐在出租屋的小饭桌前，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咬一口蛋黄莲蓉，甜腻的馅料在嘴里化开，外面的夜色一点一点浓下去。但大多数时候，她会忘记它的存在，就像她会忘记很多事情的存在一样。等她再想起来的时候，月饼已经过了保质期，蛋黄上长出了一层灰绿色的霉斑，像是某种从内部开始腐烂的东西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她把整盒月饼扔进垃圾桶里，纸盒砸在袋子底部，发出闷闷的一声响，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次是十二月，快到年底了。

母亲打电话来，说家里收拾出来几件她以前的旧衣服，问她要不要回来看看，要的话就带走，不要的话就让王姨收拾了送人。旧衣服只是一个借口，她心里清楚得很。母亲需要一个理由把她叫回去，这个理由不能太重——太重了会给她压力，会让她觉得被强迫，会让她产生抵触情绪；也不能太轻——太轻了她可以轻易推掉，可以说工作忙走不开，可以找一百个借口不回去。旧衣服刚刚好享。不轻不重，不痛不痒，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谁也不会因此伤心，谁也不会因此失望。母亲总是如此的，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让人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

“好。”她说。

出门之前她换了一件米白色的高领毛衣，那是去年冬天在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挂在衣柜里挂了快一年，吊牌都还没剪。

她的公寓不大，一室一厅，但一个人住是足够的。冰箱里永远只有牛奶和鸡蛋，偶尔会有一盒吃剩下的外卖，偶尔会有一袋切好的水果。衣柜里的衣服按照颜色深浅排列，从白到灰到黑，整整齐齐，像是商场橱窗里的陈列。床单每两周换一次，窗台上那盆绿萝还活着，叶子绿油油的，垂下来，在阳光底下晃动。她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规规整整，像一件迭好的衬衫，放在柜子里，平平整整，没有一丝褶皱，但也没有人会把它拿出来穿。

十二月的天是灰白色的，空气干燥，吸进肺里的时候带着一丝刺痛，像是有什么细小的针在扎。她叫了一辆车，报上地址，靠在后座的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变化。写字楼变成住宅区，住宅区变成绿化带，法国梧桐变成银杏。银杏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只剩下灰褐色的枝干伸向天空，像是一群正在伸展四肢的生物突然被冻住了，保持着某个未完成的姿势，凝固在半空之中，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解冻的时刻。

车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去。八年前的那个夏天，她也是这样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树往后退。那是七月，外婆刚刚下葬，尸骨未寒。那时候银杏树还披着浓绿，阳光烈得灼人，蝉鸣震得耳朵发疼，整个世界都浸泡在一种滚烫的、喧嚣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热浪里。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凉的，贴上去很舒服，是那个夏天里为数不多的让她觉得舒服的东西。她的眼睛肿着，肿得像两个核桃，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雾似的模糊不清，但她没有再哭。眼泪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流完了，流在外婆的枕头上，流在那张她睡了六年的木板床上，流在那个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住的小房间里。

那天晚上她睡在外婆的床上，那张她从九岁睡到十五岁的木板床。床垫很硬，硌得人腰疼，但她已经习惯了，习惯到换一张软床反而睡不着。枕头上还残留着外婆的气味，淡淡的，旧旧的，像是某种干枯的草叶被太阳晒过之后留下的味道，混着樟脑丸的气息，混着老旧木头的气息，混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的气息。她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窗外的虫鸣一声接一声，听隔壁房间里母亲压低了嗓门说话的声音——她在和谁说话？在说什么？祝辞鸢听不清楚，也不想听清楚。她还听见院子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是邻居家的狗在夜里乱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她也不知道。她只是躺在那里，躺在那张她睡了六年的床上，想着，这张床以后就不会再有人睡了。这间屋子以后就要空了。外婆再也不会在早上六点半推开门，用她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拍她的肩膀，叫她起床吃早饭了。

那是她十五岁那年的夏天。

车在别墅区门口停了下来。

她付了车钱，推开车门下来，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出租车的尾灯在她视线里慢慢缩小，缩成两粒红色的小点，转弯的时候闪了一下，然后被夜色吞没了，像是一只眼睛眨了一下，然后永远地闭上了。她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件寄错了地方的包裹，收件地址写得模模糊糊，收件人姓名也看不清楚，无人认领，无处可去，就那么孤零零地搁在路边上，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来把她带走。

这条路她已经走了八年。每一块地砖的接缝她都熟悉，每一棵行道树的姿态她都认得，每一盏路灯在什么位置会投下什么样的阴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是一段被硬塞进脑子里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却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过亲切。那株银杏树的树干上有一道扭曲的疤痕，那是多年前一场大风刮断了枝桠之后留下的印记，树皮在伤口处愈合，长出一层凸起的、凹凸不平的疤，像是皮肤上的烫伤。再往前走几步是那棵老香樟，树冠茂密得有些阴沉，枝叶层层迭迭地堆积在一起，夏天的晚上，它肥厚的树影能把半盏路灯都吞进去，让那一小段路变得格外昏暗，格外静谧，格外像是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的地方。

高中那几年，她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坐在继父派来的车里去上学。司机点点头，每天早上她上车的时候他会从后视镜里看她一眼，然后发动汽车。那时候她还不习惯住在这个地方，还不习惯这栋三层楼的别墅，还不习惯每天早上有人专门开车送她上学，还不习惯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还不习惯那种安静得让人发慌的静谧。她总觉得这条路太宽了，太干净了，太安静了，和她之前住过的那些地方完全不一样。在她的记忆里，路应该是窄的，热的，挤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早点摊上的油条在锅里滋滋作响，炸得金黄焦脆，油烟味飘得满街都是；修自行车的老头蹲在路边，手里的锤子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声音从早响到晚；隔壁张阿姨端着一盆衣服蹲在家门口的水龙头下面搓洗，洗衣粉的廉价香味混着肥皂水的气息弥漫开来，和早点铺的油烟气搅在一起，变成一种她再也闻不到的味道。那是一种脏兮兮的热闹，一种乱糟糟的生机，一种她以为自己会在那里面生活一辈子的理所当然。

八年过去了。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从未消失过。也许永远都不会消失了。也许一个人在十五岁之前住过什么样的地方，就会永远属于什么样的地方，之后搬到哪里都只是寄居，都只是暂住，都只是在别人的屋檐下假装自己也是这里的一份子。

门岗朝她挥了挥手，示意她可以进去了。那人五十多岁，姓什么她已经忘了，只记得他总是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制服，戴着那顶有些发旧的帽子，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皱纹，从眼角一路延伸到嘴角边上，像是一条干涸的河道。他认得她，叫她“黎先生家的女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是这样称呼她的，客气，热络，带着一种对大户人家的恭敬。她没有纠正他，她从来都不会去纠正任何人。“黎先生家的女儿”就“黎先生家的女儿”吧，反正也不是第一个这样叫她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外人看来这似乎就是事实。每一次她都只是点了点头，走了进去。

园区里的小路两边种着冬青和红叶石楠，修剪得整整齐齐，一棵一棵排列成行，像是一排站岗的士兵，又像是一群穿着制服的学生在等待检阅。母亲当年告诉过她，这种植物叫红叶石楠，春天的时候长出来的新叶子是红色的，红得发亮，衬在一片绿色中间，很好看。她那时候点点头说哦，然后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忘得干干净净，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但是后来，每一次走过这条路，母亲当时说这句话时脸上的表情都会浮现在她眼前——那是一种带着讨好意味的表情，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仿佛在说：你看，这里什么都很好，这里比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好多了，你应该喜欢这里，你应该把这里当成你的家。但她没有办法喜欢。喜欢不是一种可以被说服的情感，不是一种可以被道理征服的立场。她只是记住了那些植物的名字，仅此而已。红叶石楠。冬青。桂花。香樟。她可以叫出它们每一个的名字，但她无法对它们产生任何感情，就像她可以住在这栋房子里八年，却始终无法觉得这里是她的家一样。

地上落了一些枯黄的叶子，稀稀拉拉的，物业还没有来得及打扫干净。她拐过一栋楼，那栋米白色的别墅就出现在她眼前：三层楼，带一个小花园。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是继父在她搬来之前就种下的，种了好些年了，树干已经有碗口那么粗，枝叶繁茂，遮住了半个院子的天空。继父说他喜欢桂花的香味，说桂花是富贵的象征，说“桂”和“贵”谐音，寓意很好，说这棵树会给这个家带来好运，带来财气，带来平安顺遂。每年九月的时候，满树的桂花开得金灿灿的，一簇一簇，挤在枝头，香味浓得能飘出半条街去。但那股甜腻腻的味道飘进她房间的时候，浓得让人头疼，浓得让人喘不过气，浓得让人想逃。她不得不把窗户关得紧紧的，一个人闷在空调房里，闷一整个夏天的尾巴，等着那些花谢掉，等着那股香味慢慢淡下去，等着秋风把那些残留的气息吹散干净。

她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