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程颐侍讲经筵,毅然自重,尝谓:“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因此入殿进讲,色端貌庄。
苏轼说他不近人情,屡加抗侮。
当司马光病殁时,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是不及乃兄处。
苏轼发策试馆职,问题有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称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仁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
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系程颐门人,遂借题生衅,弹劾苏轼谤讪先帝。
苏轼因乞外调。
侍御史吕陶上言:“台谏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图报私隙。”
左司谏王觌亦奏言:“轼所拟题,不过略失轻重,关系尚小,若必吹毛求疵,酿成门户,恐党派一分,朝无宁日,这乃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
范纯仁复言苏轼无罪。
太皇太后乃临朝宣口谕道:“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于是苏轼担任职事如故。
这个时候,宋哲宗病生了疮疹,不能视朝,
程颐入问吕公着道:“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主子有疾,宰辅难道不知吗?”
越日,吕公着入朝,即问帝疾。
太皇太后答言无妨。
为此一事,廷臣遂嫉恨程颐多言。
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上奏章弹劾程颐不应令直经筵。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
经筵官是中国古代为帝王讲论经史、备顾问应对的官员。经筵作为一种帝王教育活动萌芽于汉唐,于宋代正式形成制度。宋仁宗时期,经筵的机构、职官、时间、场所趋于完备。宋代经筵官主要包括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等。
谏议大夫孔文仲且弹劾程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勾通台谏,睚眦报怨,沽直营私,应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未免诬谤太甚,孔子后裔中胡出此人?
朝廷乃罢程颐出管勾西京国子监。自是朝右各分党帜,互寻仇隙,程颐以下有贾易、朱光庭等,号为洛党;苏轼以下有吕陶等,号为蜀党。
还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与洛、蜀党又不相同,别号朔党,交结尤众。
三党均非奸邪,只因意气不孚,遂成嫌怨。
哪知熙宁、元丰旧臣非窜即贬,除着名诸奸人外,连出入王、吕间的张璪、李清臣亦均退黜。
熙宁、元丰乃是宋神宗在位的年号。
若其他人恨入骨髓,暗中窥伺间隙,这三党尚自相倾轧,自相挤排,这岂非螳螂捕蝉,不顾身后黄雀吗?
文彦博屡乞致仕,朝廷诏命他十日一赴都堂,会议重事。
吕公着亦因年老乞休,乃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
宋朝廷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
吕大防朴直无党,范纯仁务从宽大,亦不愿立党。二人协力佐治,仍号清明。
右司谏贾易因程颐外谪,心甚不平,复弹劾吕陶一党的苏轼,奏语有侵文彦博、范纯仁。
太皇太后欲惩罚贾易妄言之过,还是吕公着替他缓颊,只出知怀州。
胡宗愈尝进《君子无党论》,右司谏王觌偏上言宗愈不应执政。前说不应有党,此时复因胡宗愈进无党论,上言弹劾言论,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太皇太后又勃然怒道:“文彦博、吕公着亦言王觌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