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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行经死荫的幽谷（第2页）

有生物性危险

有毒性

以有生物性危险废料方式处理

一颗接着一颗，我吞下了72颗。这是会让人送命的剂量。如果我不立刻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这个抑制免疫系统的药就会把我毒死。就像吞了足以致命的剂量的氰化钾或砒霜后，只希望解药可以及时送到。

抑制免疫系统的药有几个直接的不良反应。吃了药后，我一直反胃想吐。我吃另一种药来克服不良反应，效果还可以，不会使不良反应加剧到让我无法做事。另一个不良反应是我的头发全掉了，加上之后体重的减轻，我的外表有如槁木死灰。但有一天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们4岁的小儿子山姆看了我一眼，说：“爸，你发型真帅!”接着又说，“我不知道你生了什么病，可是我知道，你会好起来的。”

我原本以为，骨髓移植是很痛苦的手术。实际上，它就像输血一样，把我妹妹的骨髓设法移植到我的骨髓中。在手术过程中，有些步骤是极为难受的，但有一种对创伤的失忆症，因此，手术完成后，你就几乎把痛苦全忘了。哈金容许病患自行服用止痛药，包括吗啡的衍生物等。因此当我痛到忍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立刻服用止痛药，这使我能够忍受整个疗程。

从亲友处受益与医学进步

在治疗的末期，我身上的白、红细胞都是凯莉的。因此，我的这些细胞中的性染色体都是女性的XX型组合，而非男性的XY[30]。我全身的血液细胞和血小板都是女性的。我一直在等待凯莉的某些特殊爱好出现在我的身上，比如骑马，或者连续去看好几场纽约百老汇剧院的话剧或歌舞剧等。可是，这些爱好始终都没有出现在我的身上。

安和凯莉救了我的命。我永远感激她们对我的怜悯及爱心。从医院出来后，我需要摄入种种药物，需要人看护，包括一日数次的，从上腔或下腔静脉注射药物。安是我的“指定看护人”——日夜按处方给我服药、换绷带和药膏、测试各种生理功能（如脉搏、呼吸等），以及给我最重要的心理支持。我终于能了解人们所说的，一个孤孤单单的病人回到家，他的存活概率要小许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能活下去的原因来自多年医药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是应用方面的研究，其直接目的是医治或缓和致死疾病的病症。有些是基础研究，目的是理解生物的构造和机能——其结果可能带来始料未及的实用益处，但一般是偶然发生的重要发现。

我也从康奈尔大学的健康保险，及安加入的美国编剧协会的（适用于配偶的）健康保险中受益。编剧协会是电视剧、电影之类作家的组织。在美国有上千万的人没有医药保险。如果今日我们处于他们的处境中，我们会怎么办呢？

在我的著作中，我经常尝试着去证明，我们与其他动物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让动物受苦是多么残忍，在伦理上是多么不道德。可是，就如托马斯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说的：“如果不用动物来做医学临床方面的实验，我们就无法发展出骨髓移植的技术。我们一般先在同种的啮齿类动物上做实验，再用在育种（养育配种的）动物身上，特别是狗类。”对此，巨大的矛盾在我内心交战着。如果没有用动物做的实验，我绝不会活到今日。

就这样，我的生活重回正轨。安和我迁回我们以前居住的纽约州伊萨卡城（康奈尔大学所在地）。我完成了几个研究计划，为我的新书《魔鬼出没的世界》进行最后的校对工作。我们遇见了罗伯特·泽米吉斯（BobZemeckis），他是华纳影业公司的导演，正在导演根据我的小说《超时空接触》（tact）改编而成的电影。这部影片的脚本是安和我共同撰写的，我们也都是制片人之一。我们开始商洽一些新的电视及电影计划。我也参与了伽利略号宇宙飞船前往木星探险和木星相遇时的初期研究计划。[31]

未来不可预测

如果说这次的经历带给我什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未来不可预测。就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威廉·约翰·罗杰斯先生。他在刺骨的北大西洋寒风中，开心地用铅笔写下这几句话后，却悲哀地发现，即使连近在眼前的未来都不可预测。回来后，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我的体重恢复正常，我的红、白细胞数目也回归正常。我觉得身心都非常棒——可是另一个定期进行的血液检查，又把扬起我生命之帆的风给夺走了。

“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医生说。我的骨髓中又检查出一种迅速蔓延的新血液细胞。两天内，我们全家又回到了西雅图。现在我正在哈金的病房中写这篇文章。进行过一种新的检验后发现，这些不正常的血液细胞中缺乏一种酶，这种酶会保护它们不被普通的化学治疗药所侵——这是我以前没用过的化学治疗药。下了一剂药以后，我骨髓中就没有这些不正常的血液细胞了。为了把零散遗留的不正常血液细胞都扫除干净（这些零散遗留的细胞数目虽少，可是繁殖很快），医生又再给了我两剂化学治疗药，并麻烦我妹妹再捐赠一些骨髓。又一次，似乎我完全治愈了。

陌生人的爱心与祝福

我们都有一种消极的倾向，就是对人类的毁灭及短视有一种认命的消极心理（认为人类是无可救药地坏）。我当然也尽了我的那一份力（我还是认为我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可是在疾病中，我发现，和我有相同命运的患者不知欠了某个非凡的慈善团体多少生命债。

约有200万美国人登记，志愿参与全国骨髓捐赠项目（NationalMarrrame），他们都愿意受些抽骨髓的痛苦，使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受益。成千上万的人捐血给红十字会及其他捐血机关，不要任何金钱回报，连一张5美元的象征谢礼都不要，为的只是挽救一名陌生人的性命。

科学家及技术人员埋首工作多年——在成功机会渺茫的研究上下赌注，领微薄的薪俸，也没有成功的保证。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很多，其中就包括希望能帮助他人、可以医治疾病，以及防止或延缓死亡。当太多的愤世嫉俗的威胁要吞噬我们时，想起这些好人好事是多么普遍的力量，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

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纽约圣约翰大教堂的复活节礼拜中，5000人为我祈祷。一名印度教的僧侣告诉我他在恒河（印度的圣河）岸边为我彻夜祈祷。北美的伊玛目告诉我他为我祈祷，愿我康复。许多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都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为我祈祷。虽然我并不信这些，如果有上帝，他也不见得会因为这些祈祷而改变为我而设的人生路线。可是我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出我的谢意，包括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人，在我生病期间给我的鼓励。

许多人问我，如果我不相信死后还有来生，我该如何面对死亡。我只能说，对我而言，这始终不是一个问题。除了“软弱的灵魂”这样的表达，我和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深有同感。这位英雄就是爱因斯坦。他如此写道：

我无法想象有上帝，会按照人类的常规行事，去奖励或惩罚他的子民，或者上帝也有和我们类似的欲望和意志。我不能也不愿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后还有来生：让那些被恐惧或荒谬的利己主义所侵蚀的软弱灵魂，去拥抱这类想法好了。我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也满足于我能看到现有世界的神奇构造，并能献身致力于去领悟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极小的一部分。

附笔

1年前，在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的生活中又发生了许多事。我从哈金出院后，我们又迁回伊萨卡。可是，数月后，我的病又发作了。这次比前几次更严重——原因也许是，在以前的治疗中，我接受过一连串的化学治疗，加上在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前，全身被X光照射过。这些治疗及术前准备大幅削弱了我的体质。又一次，我们迁到西雅图去。我在哈金中心再次接受了充满爱心又高度专业的治疗。又一次，安表现出极伟大的爱心，鼓励我，使我精神饱满。又一次，我的妹妹凯莉慷慨捐出她的骨髓。又一次，我被慈善团体的爱心及鼓励所包围。在撰写本文的时候——也许在校对时又要更改——我的病情再好不过了。我身上所有可察觉到的骨髓细胞都是XX型的女性细胞，它们全来自我的妹妹凯莉。没有一个细胞是我自己的XY型。我的病就是来自我自己的XY型男性细胞。有些患者即使体内还残留着部分原宿主的细胞，仍能幸存几年。要一两年后我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痊愈，在这之前，我只能怀抱着希望，生存下去。

写于华盛顿州西雅图

纽约州伊萨卡城

1996年10月

[1]piginapoke，美国俚语，即未经仔细查看而购买的东西，或表示盲目赞同。

[2]挑战者（ger）是一艘美国航天飞机，在1986年的发射中失事，在佛罗里达上空爆炸，全体航天员殉职。美国的太空计划因而受了很大的影响，两年后，负责发射及设计的机构经过大规模的改组后，才重新开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事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有31人当场死亡，200多人受到严重的放射性辐射，之后15年内有6万~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方圆30千米地区的11。5万多民众被迫疏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