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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醒在我梦中（第3页）

在那个冬日，我失去了白菊。在那个足使我伤痛一生的冬日，我并未意识到我可能失去白菊。是的，并未意识到是必然的。她与我在一个单位，我要找她是很容易的。既然很容易找到她，我怎么可能轻易失去她呢？

好吧！我得好好回忆一下，我是怎么失去她的。

应该是她的父母吧！她的父母是工人，白菊也是工人，不可能再找我这么一个工人吧！虽然，那时候最响亮的歌是——《咱们工人有力量》。也许是那时候歌唱工人的力量大，歌唱得满了天下，这无处不在的歌唱，使我们工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始动摇了，疑问我们的力量真的就这么大的时候，这时候国家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了。先是优待老知识分子，说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是重用新来的大中专学生，说是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

在这种时候，白菊的父母倾向白菊找一个知识分子是完全符合白菊本身的利益的。这一点，我也认同。这认同使我坚持不再去找白菊，在心里还安慰自己说是为了白菊好。

我自卑，我脆弱，我脆弱得想无比的强大。这想的强大，当时只能是在嘴巴上，我给领导自嘲说，老子一棵参天大树，被你们当烧火棍用。老子走了。领导说，你狗日的去哪里。我说，老子到大学里读书去。领导说，好，小崽有志气，老子就放你去。按编外工资发给你。这领导的爽快，使我下定了决心。领导和我大哥是光屁股长大的伙伴，我大哥比我大二十岁，可以说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人，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和他们没有两样？

说走我就走，也没去与白菊道别。没去找白菊，不等于我没遇见白菊。我在一群再也熟悉不过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谈天说地的场合遇到了白菊。说是遇到，其实就是专门去遇她。

那时候的冬天，野外地质职工都不上班。大家闲来无事，总在某个约定俗成的地方闲聊。我当然知道这地方在哪里，我当然要去那儿。那儿白菊一定会在。

在那儿，我显得很随便，就像千百个这样的闲聊没有异样。白菊不知道我要去读书了，其他的伙伴们更不知道。我知道，我不说。看着白菊在伙伴们中谈笑自如和娇美的模样，我一阵心痛。我想，我就这样走了？总得带点她的什么，让我有所怀想。于是我走到她的身后，从她波浪似的乌黑亮丽的头发间，试图寻找到一根掉下来的头发。我太想找到白菊的头发了，我想我找得很仔细，头不自觉地朝白菊的头倾斜。当然，我不能太近，虽然伙伴们谈得兴趣正浓，不会察觉我想干什么。

我太忽视伙伴们的智力了，正当我装得若无其事地寻找头发时，一双手分别拨动了我和白菊的头，让我们的头，一下子撞在了一起。随着我们的头的一阵痛，轰的一声，大家笑了起来。

方国庆说，你们不好意思头挨头，我帮你们解决好了。说完，方国庆得意地扬了扬手又拍了拍手，一副慰劳手的样子，还对着杨柳挤眉弄眼的。杨柳当然并不理会方国庆的讨好卖乖，而是用手去关心白菊的头。

我的头肯定要硬一点，我的头痛一下真的没啥，可是让白菊的头痛，我不干了。我跳过去，一把揪住方国庆的衣襟，一拉一摔，他跌了一个狗吃屎。

在方国庆还没来得急翻身而起的空隙，我回头看了看白菊，看见白菊正摸着头和杨柳在笑，我放下心来。

看着方国庆满嘴都是泥，我有一点后悔。我可能过分了一点，就算杨柳看不起方国庆，根本不在乎我把方国庆怎样了。可方国庆太在乎杨柳了，我再咋个也不能让他在杨柳面前出这种丑。

这种让两人撞头事，是我们经常寻找的恶作剧，只要一有机会，谁都会这么来一下，谁也未生过气，这也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约定俗成的。那时候，地质队的驻地都在城郊的山坡上，我们这些地质队员的子女们，平时也没什么可娱乐的，恶作剧是我们重要的娱乐方式。

幸好，那时我们地质队的地面是草和泥组成的，否则方国庆非掉几颗门牙不可，或者嘴唇碎裂变成兔唇。幸好，其实这样感慨也不准确。如果那时地质队地面都是水泥地，我们也不会经常三五成群地摔跤玩。我们这些男伙伴们是经常摔跤的，根本不顾忌摔得狠不狠，因为摔得再狠，也没有谁受过稍重一点的伤。这摔跤也成了我们的约定俗成。一有什么不满意，或者解气什么的，动不动就摔。谁被摔倒了也不生气。

不过，今天不一样，方国庆肯定会生气，一是我摔他摔得没道理，二是我的摔他是趁他没防备，三是他在杨柳面前出了丑。这有点犯我们约定俗成的忌。见方国庆绷身起来，擦拭着嘴上的泥朝我恶狠狠地走来，我以为他要和我重新摔跤，我赶紧蹲马步摆好了摔的架势。我想大不了假装被他摔倒了事。

要真是这样，肯定了事了。方国庆可能被摔痛了，又被摔了个意料之外，的确，他千想万想也不会想到我会这样摔他。摔得一点道理都没有，不就是让我和白菊撞了撞头，这种恶作剧是常事，谁会这样报复呢？这事了不了，方国庆这时不想和我摔跤，他真的恼羞成怒了。他横眉瞪眼地指着我说，你狗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明明喜欢人家白菊，做梦都想与人家头挨着头。老子帮了你，你还摔老子。

方国庆这样一说，无疑当众宣布了我的隐私。那时候，男女之间的事是很令人害羞的事。这话又是方国庆说的，谁都会相信的，谁都知道，我与方国庆在砖瓦厂住在一间茅房里。

我的脸一下子红透了，那红还一直延伸到了脖子上。我侧头看了一眼白菊，见白菊一脸通红，也看见了周围的伙伴们一个个兴奋的样子。他们不兴奋才怪，平淡的生活，早让大家过惯了，发现隐私，是大家渴望的乐趣。

也许我脑子里的血，全都涌到了脸和脖子上，我的脑壳便一片空白，脑壳一空了，就成了傻子。人一傻了就说反话，结果那天，我说了这一生中最傻最令人后悔的话。我对着方国庆吼道，你才喜欢白菊，你才梦见白菊。

方国庆见我不顾一切地反击，他反而不知所措了。他左看一眼白菊又看一眼杨柳，这样来回看了几个往返，把个头扭得左右不是。他越想说清楚，越是说不清。由于心急，嘴巴也不伶俐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了半天也我不出一句话来；然后他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你了半天还是你不出一句话来。

在大家的轰笑声中，我拍了拍方国庆的肩说，你单相思就单相思，为什么要牵扯别人。说完，我扬长而去。留着个有话说不出的方国庆在那儿被人嘲笑。

三天后，我去了省城读书。在那难熬的三天里，我强忍着想见白菊的愿望。在那三天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到处仔细寻找，想找到一样白菊的东西，我甚至趴在地下找遍了每一个角落。我就不信，白菊来了这么多次，就没掉下一根头发。我这间简陋的住房，从未来过女人，只有白菊来过。只要找到一根长头发，一定是白菊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桌子的缝隙里，我终于找到了一根长头发。我小心慎重地把头发夹在莱蒙托夫的诗集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籍。

我把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从此再也未回过故乡。很多年过去，我找了一个有着波浪似披肩短发的妻子。有了家，我就把书放在了书房的书架上，很多年未翻看过这本诗集，那时候，我已到了不再狂热诗歌的年纪。

又过了很多年，我已经四十岁了。四十而不惑，是到了怀旧的年纪了。常常睡不着，睡着了有时会梦见儿时的伙伴白菊。偶尔的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不再年轻的关牧村正唱多年不曾听到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勾起了我对这首歌的怀念，泪花顿时盈满了我的眼眶。我走进书房，取下那落了灰尘的《莱蒙托夫诗集》。我翻开夹着白菊头发的那一页，头发在这一页已有二十年，依然色泽乌黑亮丽。这一页刚好是我二十年前最喜欢的一首诗，这首诗名叫《帆》。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白菊。白菊醒在我的梦里，侧面坐着，双肘放在我简陋的书桌上，像剪纸，波浪似披肩的短发，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翘的嘴形。

第二天一睁开眼，我发现我泪眼蒙蒙。躺在**我起不来，我在想，二十岁的我，那么难受地离开白菊，为什么没流泪，难道年轻的我不相信眼泪。难道四十岁的我相信眼泪。无论怎样我深深地意识到，注定白菊将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来到我的梦里。

我知道，在我的梦中，白菊不再长大，不再衰老，她以一首歌永恒了她的年轻。

我不知道，白菊也是否做梦，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做梦，白菊就会生动地醒在我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