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月光被云层遮住了一半,房间里暗下来,只剩下屏幕熄灭前最后一缕白光在我视网膜上残留。
我坐在黑暗里,没有开灯。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像一只被关在胸腔里的鼓,正在不知疲倦地擂动。
那不是愤怒的声音。
那是期待。
三天后,周六中午,母亲出门了。
她说她和“新认识的姐妹”约了逛街。
她站在玄关穿鞋时,我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翻一本练习册,头也没抬:“去吧,路上小心。”“晚饭不用等我,”她说,“我可能会和她们一起吃。”然后她停顿了一秒。
“好。”我说。
关门声很轻。
铁锁舌咔嗒一声扣进门框,然后是高跟鞋踩在走廊地砖上的声音,越来越远,消失在电梯的方向。
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一角。
几分钟后,她从单元门里走出来。
她没有向左转——向左转是公交站台和商业街的方向。
她向右转了,那里没有商场,没有姐妹聚会的目的地。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裙摆到膝盖上方几寸,腰间系着一条细皮带,勾勒出腰肢的弧度。
头发放下来了,微卷,披在肩上。
阳光很好,落在那条裙子上,反射出一层柔和的光。
她走路的速度比平时快,像在赶一场不该迟到的约。
我放下窗帘,没有跟上去。我早已预料到她不会说真话。她已经学会把谎言说得像呼吸一样自然了。
下午两点零七分。我已经坐在电脑前了。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上那个远程监控软件的界面,心在缓慢而沉重地搏动。
我这台电脑连接到一枚针孔摄像头的信号——那枚摄像头,是我在大约十一天前,趁她午睡时悄悄放进她手提包夹层里的。
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确保她的安全,为了有朝一日我需要把她从自己设定的深渊里重新拉出来时,能有一份完整的影像档案。
但我心里清楚,那不是理由。
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细节。
此刻那枚摄像头正跟随她的手提包一起,被放在某间酒店房间的床头柜上,正对着床的方向。
画面是彩色的,光线不是很充足,但足够看清轮廓。
窗帘拉上了——透进来的光线被过滤成一种柔和的米白色。
她侧对镜头,站立姿态但微微垂头。
然后我看到了他——那个叫德肖恩的男人,从画外走进来。
高大,黝黑,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前臂上的刺青。
他走到她面前,停下,低头看着她。
然后他说了什么——摄像头收音不太清晰,但我隐约听到几个词:“……让我看看。”
她抬起头,迟疑了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