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酒店的嘉麟楼包间里,空气中有种微妙的张力。
不是敌意,更像是几位武林高手初次见面时的相互打量——客气,但都在评估对方的斤两。
王恪坐在主位,左手边是霍英东,年近六十,面容清瘦但眼神锐利,穿著一身深灰色中式褂衫,手里把玩著一对文玩核桃。右手边是包玉刚,六十六岁,世界船王,西装笔挺,坐姿端正得像军人,面前只放了一杯清茶。
再往外是李嘉诚——五十五岁,刚刚完成“蛇吞象”收购和记黄埔,风头正劲,但此刻姿態放得很低。还有郑裕彤、李兆基……香港实业界半壁江山,都在这张圆桌前了。
服务生上了第一道菜:蜜汁叉烧。但没人动筷。
“王生,”霍英东先开口,声音不大,但带著种不容置疑的分量,“上个月金融那一仗,打得漂亮。我们这些老傢伙,都佩服。”
“霍先生过奖了。”王恪欠身,“是各位前辈的支持,才稳住大局。”
包玉刚摆摆手:“客套话不说了。今天王生请我们来,不是吃饭的吧?”
“確实有事相商。”王恪放下茶杯,“我想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投资科技创业项目。规模……第一期目標,十亿港幣。”
包间里安静了几秒。十亿港幣在1983年是个天文数字——足够买下半条街的写字楼。
李嘉诚推了推眼镜:“科技创业?王生指的是?”
“计算机软硬体、半导体、通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所有代表未来的產业。”王恪说,“香港不缺钱,缺的是把这些钱投向未来的眼光和勇气。”
郑裕彤笑了,笑声爽朗:“王生,我们都是做实业的。地產、航运、贸易、珠宝……这些我们懂。科技嘛……”他摇摇头,“太虚。投一百万,可能连个水花都看不到。”
“所以需要基金。”王恪不紧不慢,“专业的基金,由懂技术的人管理,分散投资,长期持有。一百个项目里,只要有一个做成『明远,回报就是百倍千倍。”
霍英东的核桃停了:“王生说得轻鬆。明远是特例,天时地利人和,不可复製。”
“可以复製。”王恪看著在座每个人,“三年前,明远起步时,香港没有个人电脑產业,没有晶片设计能力,没有作业系统生態。现在,我们有了。这证明了一件事:只要给机会,给资源,中国人也能做出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
他顿了顿:“但明远一家不够。香港需要十个、一百个明远。中国需要一千个、一万个明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站起来,不怕任何人的封锁和打压。”
包玉刚端起茶杯,没喝,只是看著杯中的茶叶起伏:“王生,你这是在画饼。”
“是画蓝图。”王恪笑了,“包先生当年买第一条船时,不也是在画蓝图吗?那时候谁能想到,一个寧波来的年轻人,会成为世界船王?”
这话戳中了包玉刚的心事。他放下茶杯,眼神复杂地看著王恪。
李嘉诚插话:“王总,基金怎么运作?谁管理?投什么项目?回报周期多长?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好问题。”王恪从公文包里拿出计划书,每人一份,“基金名称暂定『香江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团队,我会从明远和华尔街挖人,组成专业投资委员会。投资项目,分三个阶段:早期孵化、成长期投资、成熟期扶持。回报周期……至少五年,可能十年。”
李兆基翻著计划书,眉头越皱越紧:“五年?十年?王生,地產项目三年回本,五年翻倍。你这个……”
“李生,”王恪平静地说,“地產能让香港富,但科技能让中国强。而且,长远看,科技的回报率远超地產。只是需要耐心,需要远见。”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这些老头子,拿钱给你们年轻人烧?”郑裕彤说得直白。
“不是烧钱,是播种。”王恪纠正,“现在播种,十年后收穫。收穫的不是一栋楼、一条船,而是一个產业,一个未来。而且——”他环视眾人,“这个基金的利润,我建议只回收本金和基础收益,超额部分全部再投资,支持更多项目。”
霍英东终於开口了:“王生,你图什么?”
这个问题很直接,也很关键。在座的都是商场老手,不相信有人会做赔本买卖。
王恪沉默了几秒。包间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我图一个未来。”他缓缓说,“图一个我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因为他是中国人,就被限制买不到最先进的电脑;图一个我们的工程师,不用再去硅谷给美国人打工;图一个中国製造,不再是廉价和山寨的代名词。”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著外面的维多利亚港:“各位前辈,你们是从战乱年代走过来的,亲眼见过国家积贫积弱。我比你们年轻,没经歷过那些,但我读过歷史,知道落后就要挨打。以前是枪炮,现在是技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在科技上赶上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还要继续挨打。”